發揮從嚴治黨政治優勢 扎緊從嚴治黨“制度之籠”

2017-01-11 18:36 來源: 本站 字號:

作者:中央黨校副教育長 柳建輝

中國共產黨95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探索管黨治黨、從嚴治黨的實踐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總結自己正反兩方面經驗,也積極借鑒國外執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到了一些從嚴治黨規律,這些都要繼續運用好?!秉h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突出全面從嚴治黨這個黨的建設的鮮明主題,發揮從嚴治黨政治優勢,扎緊從嚴治黨“制度之籠”,把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加大管黨治黨力度,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從嚴治黨展現新氣象?,F實再次證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從嚴治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由其先進政黨的屬性所決定,是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必要,無論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都必須堅定推進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中國共產黨具有的工人階級先進政黨的性質,決定了加強全面從嚴治黨的必要性,黨所擔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必須提升加強全面從嚴治黨的自覺性,黨內存在的一些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更迫切地要求我們加強全面從嚴治黨。而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與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政治優勢和一貫要求。

領導一場偉大革命和從事偉大事業的黨,沒有嚴明的政治和組織要求,就難以成就其偉業,履行好歷史使命。所以,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一開始就突出強調黨的保密紀律。接著,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將“紀律”單獨列為第四章,并把紀律分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保密紀律,強調“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不僅如此,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還明確寫道: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軍進行“三灣改編”,首次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古田會議又明確“思想建黨”基本原則。

1938年10月,鑒于長征途中張國燾無視黨的紀律、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的錯誤行徑,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提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和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著眼于中國革命的勝利,首次把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1945年,黨的七大首次把黨的紀律寫進黨章總綱,同時將“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載入黨章。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梢哉f,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從延安整風解決當時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鮮明提出“兩個務必”,從解放戰爭中的整黨整軍到新中國成立初開展整黨整風以及決定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等,黨和毛澤東都是為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是中國共產黨首部全國執政條件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黨內根本法規,但“左”的錯誤的發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對執政黨建設的嚴重破壞,從反面證明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性。于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并選舉產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一黨內重要法規。十二大修改的黨章,進一步形成新時期“從嚴治黨”基本制度,其中第二章黨的組織制度中規定: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1983年,為領導好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各項工作,全黨開始整黨。1985年黨中央在《關于農村整黨的工作部署》中,首次使用“從嚴治黨”。1987年十三大則明確提出“必須從嚴治黨,嚴肅執行黨的紀律”。從十四大到十八大,我們黨反復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特別是1995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把新時期黨的建設上升到“新的偉大工程”的戰略高度。為實施這一“新的偉大工程”,開展了“三講”教育、保持黨的先進性教育、科學發展觀教育等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活動,取得成效。

十八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管黨治黨、從嚴治黨不僅在“從嚴”上著力,而且明確要“全面”從嚴,使“全面從嚴治黨”成為貫穿黨中央工作的一條鮮明主線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把制度治黨、依規治黨作為全面從嚴治黨重要舉措,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黨內法規50多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形成了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責任追究為導向的“制度群”,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實硬,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緊。與此同時,出臺中央八項規定,領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全面從嚴治黨的效果愈益顯現,黨內政治生態、黨員干部精神面貌、執政黨自身建設等發生了深刻變化,成為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工作的一個突出亮點。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制定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就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作出新的重大部署,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主題。這是黨中央著眼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的整體設計,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的漸次展開和深度推進。兩個文件的制定和修訂,著眼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鮮明地反映了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著眼現實與謀劃未來的有機統一,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為進一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梢哉f,十八屆六中全會將黨的建設這一“新的偉大工程”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充分反映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始終是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政治優勢和一貫要求。

從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到“新的偉大工程”,再到十八屆六中全會將這一“新的偉大工程”提升到新高度,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貫穿到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設的各項實踐中。伴隨著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初創之時的50多個黨員,發展到今天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執政大黨,并形成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成功經驗。尤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實現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戰略思想的新發展,實踐上開創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新局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發揮從嚴治黨這一制勝法寶的作用,任何時候都必須始終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以黨章為根本遵循,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

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經驗,集中起來,就是這次全會所通過的《準則》中提出的“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這是已經被黨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的科學結論。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既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政治優勢,也是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

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是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鮮明標志。創立之初,黨就逐步認識到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第一部分中,批評黨內主觀主義錯誤時指出:“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并強調“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此后,黨在加強自身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生活作為重要任務,并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十一屆五中全會,針對“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政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訓,在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正式采用“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黨的十二大黨章及此后黨章的總綱中,都明確提出黨內政治生活的要求。這些重要規定和要求,為嚴肅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鞏固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生機活力,為保證完成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嚴肅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總規矩。從一定意義上說,全面從嚴治黨就是全面貫徹和不折不扣地執行黨章。黨章所蘊涵的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含蓋了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體現了黨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組織要求、作風要求、紀律要求和生活要求。新形勢下,繼承和弘揚從嚴治黨的優良傳統,就必須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全會提出,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必須“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著力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著力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边@“四個著力”的總要求,明確了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目標方向,決定了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內容方法,展現了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態前景,應該成為全黨的自覺追求。

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必須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全會強調,“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每一位共產黨員的畢生追求”,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應以實際行動來讓廣大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做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守護者和踐行者。只有堅持“四個自信”,才能更加堅定理想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來自于堅定的理想信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不能動搖基本政治立場,不能被錯誤言論所左右,在大是大非面前態度曖昧,而必須旗幟鮮明,敢于亮劍護旗。同時,要堅持把黨的思想路線貫穿于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全過程,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發揮從嚴治黨這一制勝法寶的作用,任何時候都必須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既發揚民主又善于集中,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歷史經驗證明,思想建黨的每一步都需要制度的保證。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證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黨內民主的重要基礎。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就強調: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訓練。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

從歷史上看,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中國共產黨就處于險境。遵義會議前14年的革命歷程中,囿于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黨不能正確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盲目服從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帶來極大損害。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居于黨內領導地位期間,黨和紅軍的民主傳統遭到嚴重破壞,致使中央紅軍遭受重創,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堅持民主集中制,黨和紅軍就能煥發生機,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次會議及隨后的幾次會議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解決了黨和紅軍當時最急迫的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轉折。此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下,實現了全黨全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各民族的統一,甚至是各種力量的統一,從而形成了革命的大團結。

改革開放之初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被譽之為黨的歷史上的“第二次遵義會議”。這次會議解放思想,發揚民主,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恢復正確的組織路線和組織原則,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制度為黨和國家正確地進行決策提供了可靠保障。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認真汲取黨的歷史上制度治黨的智慧和力量,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強調從嚴治黨就要遵守黨章黨規和國家憲法法律,堅持民主集中制,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嚴明黨的紀律,首先是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集體領導,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黨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和制度防線,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等。這次全會,又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要求,明確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并突出強調“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边@是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所在,重中之重。

歷史的使命要求中國共產黨既要有正確的科學理論、堅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嚴格的民主集中制、嚴密的組織紀律。黨創立至今所制定的一系列從嚴治黨的制度規定,對于保證黨的集中統一,形成有集中有民主、有紀律有自由的政治生態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全體黨員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落實在行。只要全黨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只要各級黨組織切實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進一步發揮從嚴治黨政治優勢,扎緊從嚴治黨“制度之籠”,真正把“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落到實處,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全面凈化政治生態、全力培育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我們就一定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重要的政治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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